“院士输出地”困境何解？
几天前，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，随即有江西媒体发文“求解”，直言作为典型的“院士输出地”，江西对流失院士资源的“归乡”渴望尤为迫切。
这里所说的“院士输出地”，是指出生地/籍贯地与工作单位所在地的“错位”。以江西为例，据当地不完全统计，江西籍6人新当选为两院院士。此前消息显示，江西超40人入选2025年度两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，但多为在外地工作的赣籍院士。
早在“十四五”规划中，创新就被置于具体任务的首位，院士增选则被认为是观察中国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的“风向标”。回望过去5年，全国31个省份新增三批次、共418名两院院士（不包含外籍院士），按工作单位所在地划分，整体呈现“北京一枝独秀、沪苏鄂粤紧随其后”的集中态势。
进一步把时间线拉长，江苏、湖南、河北、河南等省份存在明显的院士籍贯与工作地“错位”的现象，还有不少“院士之乡”因缺乏本土承载平台陷入“只出不进”的尴尬。
在这场“留才”与“用才”的较量中，各区域该如何破解院士“引育”难题，更好地高质量发展？
院士去哪了？
11月21日，2025年度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公布，共144人，其中，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分别增选73人、71人。从区域分布来看，2025年有不少省份迎来了新突破——
其中，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的实力毋庸置疑。此次院士增选，整个北京地区共有65人当选，覆盖两院全部学部，数量稳居全国第一。目前，在京院士数量增至885人，占全国院士总数的46%。
山东此次共8人当选（5位两院院士、3位外籍院士），超过过去两轮总和（2021年度3人，2023年度3人）。这也使得山东圆满完成了“十四五”既定目标（增选10人），是1995年以来最好成绩。
同样迎来“丰收季”的还有湖北，按照当地媒体报道，此次湖北省有11位专家学者成功增选为院士，首次突破两位数，为历次增选人数最多的一次。湖北作为高教大省，武汉大学以3位院士领跑，华中科技大学以2位（其中一位为湖北首位外籍院士）紧随其后。
拉长时间来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共开展三轮，分别是2021年、2023年、2025年，合计418人。从院士工作单位所在地来看，新增院士几乎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，区域人才分布“头部聚集、腰部崛起”的格局愈发清晰。
其中，北京断层领先，三轮院士增选名单共增加171人，占全国新增院士总数的40%。北京之后，上海、江苏、湖北、广东共同构成全国院士区域分布的“第二阵营”。
具体而言，上海、江苏作为国内人才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，新增院士数量分别为36人、30人，分别位居全国第二、三位。随后是湖北与广东，湖北凭借优质高校集群的科教优势，广东依托高开放度与经济活力的产业支撑，分别新增院士22人、20人，展现了“科教强省”与“经济强省”的人才驱动效应。
陕西、四川、湖南、浙江等其余科教大省，过去5年新增两院院士人数也均在10人以上，共同构成国内院士区域分布的“腰部军团”，成为我国科研人才梯队的重要支撑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长期以来，中国工程院院士人选以高校、科研机构和国企为主。不过，这种格局正在被不断打破——
2025年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中，民营企业科学家数量实现历史性突破。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廉玉波、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吴凯、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黄险波3人入选，创下中国工程院成立以来，民营企业当选院士数的最高纪录。
对此，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、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接受“城市进化论”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来自企业界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科技人才比例提升，将很大程度上加速高校与市场的结合，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。
“输出地”困境
随着院士增选名单公布，一场跨越省市的“院士认领热”迅速升温。各地在为“本土走出的顶尖人才”倍感自豪的同时，更难掩对“院士归乡”的期待。
“您是从洞口走出去的杰出英才……我们热切期盼您常回家看看，为家乡发展传经送宝。”“您从乐平起步……热切期盼您常念桑梓之情、常回乐平看看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家乡发展。”
近日，湖南洞口县、江西乐平市政府先后向尹周平院士、骆广生院士发布贺信，折射出地方对高层次人才赋能发展的迫切渴求。
这份期待背后，一个普遍但值得深思的现象浮出水面，多数院士的籍贯地与长期工作地呈现“错位”状态，人才外流情况尤为突出。
根据上观新闻整理的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数据，截至目前，以湖南为出生地的院士有178人，但以湖南为工作地的院士仅有116人。若以“院士工作地/院士出生地”计算流动比（大于1为净流入，小于1为净输出），湖南的流动比仅为0.65，净输出特征显著。
至于喊话“留人”的江西，院士输出程度比湖南更高，流动比为0.47。如当地媒体报道所述，江西作为院士输出大省，大量赣籍院士在外工作，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的现象突出。
事实上，这种困境并非中西部省份独有。如河北籍贯的高层次人才很多，但却较少回到家乡效力。另据媒体公开报道，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沿海经济大省也存在院士人才流失的问题，以至于形成了一批缺少院士的“院士之乡”。
与这些“输出地”形成鲜明反差的是，北京、上海等地的高层次人才全国最多，但真正北京籍、上海籍的高层次人才却并不多，是明显的人才净流入地区。
为何“院士之乡”却留不住院士？在秦尊文看来，院士人才的供需在区域上存在差异，供给端，人口大省按比例往往能培育出更多院士；配置端，院士资源分配以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为指引，遵循“全国一盘棋”的统一部署。各类科技创新中心作为重要支撑，会相应配置更多顶尖科研人才。这种供需差异，最终导致部分地区出现院士“错位”的现象。
不过，值得关注的是，这种人才分布不均衡的“马太效应”正逐步减缓。天津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唐家龙曾撰文指出，近年院士增选结果表明，人才区域分布的集中化趋势有所松动。他建议，当前区域层面应当更多聚焦世界科技前沿、经济主战场、国家重大需求、人民生命健康，挖掘自身特色优势，打造不可替代的科研与产业生态，形成对顶尖人才的持续吸引力。
引人与用人
在区域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，“江西之问”已经摆在一众“院士输出地”面前，要如何突破先天资源限制、破解人才“错位”困局，实现从“培育人才”到“集聚人才”的跨越。
2025年度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显示，以江苏为例，作为公认的“院士出产第一大省”，近年正向“院士集聚地”逆转，为这一全国性难题提供了实践样本——
长期以来，江苏面临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相对偏少的现状，院士籍贯与工作地的“错位”现象客观存在。但这并未阻碍江苏成为院士集聚高地，此次增选后，江苏两院院士总数达122人，稳居全国第三。
同样有所改善的省份还有山东，2025年山东新增8位两院院士，“十四五”期间住鲁院士从86位跃升至165人，总量几近倍增。高端人才的集聚，离不开实打实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。苏鲁两地均以顶格力度的政策设计，为院士等顶尖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舞台。
江苏的院士科研紧扣“产业应用”导向，例如，东南大学首席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洪伟深耕毫米波基础理论与芯片技术；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长期扎根于微电子领域，从事人工智能核心的机器学习理论、模型与算法研究。
山东则以“战略赛道”吸引顶尖人才。从研究领域看，山东新增8位两院院士，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原子核物理理论、信息与电子、海洋环境与生态学、纳米光电材料及器件、密码系统构建与密码分析、基因组编辑技术开发和应用等前沿领域，与山东区域创新的目标高度契合。
一个例子是，公开报道显示，随着山东海洋强省战略推进，目前全职住鲁海洋界院士达22人，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，居全国首位。
秦尊文表示，实践证明，区域对院士人才的吸引力，并非单纯依赖国家级平台的先天禀赋，更在于政策、产业、生态的协同发力。他建议，各地应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，聚焦细分前沿领域构建竞争优势，建设特色产业集群，形成“人无我有”的赛道吸引力，让人才有用武之地。
与此同时，构建阶梯式政策支持体系。既要有针对顶尖人才的“顶格资助”，解决科研启动、团队建设的资金难题。也要有面向成果转化的“全链条支持”，如设立产业基金、建设中试基地，降低科研成果产业化门槛。
此外，强化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生活配套，让人才无后顾之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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